让“律师在场”成为惯常

    上海袭警犯罪嫌疑人杨佳被制服后，面对警方讯问，他首先提出，要求安排律师到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。案发后一个多小时，律师谢有明到场见到了杨佳。谢有明说，这是他执业以来的第一次。

　　虽然犯的是滔天罪行，但犯罪嫌疑人杨佳的权利意识，是值得赞许的。而上海警方的宽容更让人看到了法治的曙光，允许杀害自己同事的凶手在最快时间内会见律师，其理性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。

　　西方的电影经常出现这种镜头：犯罪嫌疑人被抓之后，就说等我的律师到场，其他什么也不说，这就是“律师在场权”这种法治实践的生动诠注。

　　首先，“律师在场权”旨在通过律师行使对审查起诉权的监督制约权，以达到保护被告人人权的目的。在审查起诉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有律师在场，首先可以确保检察机关调取口供笔录程序的合法性，克服刑讯逼供等非法现象的出现。此举不但保障了犯罪嫌疑人应有的权利，在国家法律明确认定刑讯逼供非法的语境下，对侦查、检察机关来说，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它可以保障调查结果的程序正义，避免程序争议。

　　其次，可以确保口供内容的真实性，特别对那些没有阅读核对能力的犯罪嫌疑人，有律师在场协助核对口供笔录，防止口供笔录被审讯人员朝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方向篡改，从而大大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。

　　博弈理论告诉我们，如果各博弈主体间力量权利分配不平衡，强势一方必然就会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弱势一方的利益，博弈的结果必然是不公正的。正基于此，“律师在场权”可以认为是犯罪嫌疑人与司法机关之间的一种博弈补偿，是充分保证犯罪嫌疑人人权、确保司法程序正义的表现，因此它得到许多国家及相关国际文件的确认。在英美法国家的侦查程序中，律师享有广泛的申请在场的权利；对于每一次讯问，如果嫌疑人有要求，在等待律师到来之前，警方是不能开始讯问的。

　　我国受司法体制、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、律师力量不足等因素制约，还不可能对所有的刑事案件引入律师在场制度，但是现实的困境抹杀不了其价值判断。现在上海警方就带了一个好头，但愿成为一个范例，让“律师在场”成为一种普遍的权利习惯。